苗勇
我与敦贤老师相识相交近30年。于我，他既是恩师，亦是兄长；他为人处事，特立独行，我所思所想，他亦深知。他曾为我的一本文集写过一篇序，题目为《苗勇其人其文》，文友称，他简直把苗勇给写“活”了。
在文艺界，大家都习惯叫他一声“敦哥”。巴中市文联原主席阳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敦哥回乡》，引起了很大反响；成都知名作家张中信撰写的《也想叫您一声敦哥》，亦写得情真意切。看了这两篇文章，我自感愧疚和汗颜：虽我和敦贤老师情感甚笃，但我从未叫他一声“敦哥”。
一20年多前，巴中市（县级市）政府大院初遇的画面一直刻在心头：秋雨如织，敦贤老师身穿灰色风衣，足蹬一双休闲鞋，中等个子，适中身材，五官端庄，声音洪亮，简直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王主席，招待所安排好了……”那时，我在政府办公室工作，敦贤老师跟我们领导是朋友，我奉命接待。
“打扰了！”他温厚的手掌握过来，带着力道与温度，“叫我敦哥就成。”接着又说道：“这次回来，想多住几天，到巴中各县（市）走走……”
展开剩余88%“热忱欢迎！”我说：“如果时间长住招待所不方便，也可以住我家。”彼时，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还兼任城管局长、投诉中心主任三职，常深夜归家。家里孩子小，没人照顾，妻子带着孩子干脆住回位于巴中中学的娘家，家里的房子正好空着。
敦贤老师也不推辞，当晚就住到我家。从此，我家就成了他到巴中的驿站兼创作室。
直至2008年，敦贤老师常在大巴山的各县（市、区）游走，一般出门五六天才回到我家。出门时，他背着个挎包，回来裤脚溅满泥斑，挎包被调查笔记、照片等资料撑得鼓鼓囊囊，不像省作协副主席，倒像刚出诊归来的赤脚医生。
敦贤老师在巴中采风期间，我也曾抽周未陪他去过几趟乡村。有一次去通江乡下，看到路边柿子树上有很多熟透了的柿子没摘，敦贤老师考我：“知道为什么没摘？”又接着告诉我：他专门咨询了近处的农民，老农告诉他：“那是给雀子留的冬粮……”让我感慨不已。
二2003年，在大巴山深处，敦贤老师发现了一个特别贫困的村子。
调查结果是，上世纪60年代，一个地质队进驻这个村，地表打了1000多个钻孔，地下挖了两条数百米的隧道，原本水源充足的村子，活水从那些孔洞中漏光了。勘探队用抽水机从山下的小河沟里昼夜不停地抽水，以满足自身和村子里的人畜饮水。
勘探队完成任务后走了，抽水机也带走了，村子一下子进入干渴状态。暮春初夏，田里蓄满了雨水，村民们忙着育苗栽秧。可一旦十天半月不下雨，田里的水便干涸了。一个月不下雨，则秧田龟裂，只有犁掉秧苗改种玉米等旱粮。而且，还有一种怪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患者肌肉萎缩，关节肿大，浑身乏力，时有人因病死亡。
弄清情况后，他在当地镇上的一家旅馆里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第二天邮寄给了市里。
20多天后，他在成都收到了市信访办的信。来信先是非常客气地感谢了他对贫困山区农民的关注，但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却是：“容当从长计议，统筹解决。”
一个市的财力竟然不能救援一个村子？省里呢？
当晚，待家人睡去后，他坐到书桌前，拿出《情况反映》复印件，提起笔来，把题目换成了《救民于水火，刻不容缓》。在罗列现状后，又写出了一大段质询式文字。
当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时，一滴滴热泪洒在了稿纸上。于是，他又加上一段：“深夜里泣泪写下这些文字，我将逐级寄出，我不相信些文字会石沉大海，我不相信这些文字会成为天问！”写毕，添上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姓名、电话号码。
第二天下午，他把打印好并复印了10多份的材料装进信封，到邮局挂号寄给了省委负责人和省政府正副省长。
10多天后，那个山村所在县的朋友电话告诉他，省里最近有20多批人陆续到那个山村调查。很快，又传来消息：8个厅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了县上，救助方案出台，拨付了改善乡卫生院医疗设备的专款，落实了专项扶贫项目资金……
30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他的奔走呼号下解决了。外界并不知道是他从中努力，他也从未向人说过。这使人想起了李白《侠客行》中的两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但受益的当地人知道，松溪乡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专程到成都，给省作协送上一面“党和政府的桥梁，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锦旗。
全国各地的作家协会受上级表彰的定然不少，但收到农村基层组织的锦旗，我不敢说绝无仅有，但肯定不多。
他的长篇纪实作品《国之痛》的胚胎，也是在我家书桌上孕育成型的。
他走遍了秦巴山区20多个县，走访结束，就在我家书房创作，我家成了他的后方营地。我那时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成天忙得晕头转向，住在娘家的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也很少回家。我们根本无暇照顾敦贤老师，吃住行只能由他自行安排。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除写书、读书外，自己洗衣、打扫房间卫生，还时不时买菜做饭……
但无论我多晚回家，推开门总见一盏孤灯亮着——敦贤老师伏在桌边，钢笔在稿纸上沙沙作响，如春蚕食叶。台灯将他的背影放大在墙壁上，像一座倔强而疲惫的孤峰。
三张中信老师在《也想叫一声敦哥》中叹道：“他眼里没有名流草芥之分，只有不灭的文学星火。”这话烙在我心上。敦贤老师为我点燃文学的火把，足以照亮我文学之路的半生迷途。
20年前的光雾山笔会，我这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一个小县城小吏，缩在角落里，看蒋子龙谈笑风生，看舒婷裙裾翩然，听陈世旭妙语连珠……像一只手足无措误入星河的幼兽。
敦贤老师大步穿过人群，厚实的手掌拍在我后背：“发什么呆！走，带你认认‘真神’！”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吴泰昌面前：“泰昌兄，这是我巴中的兄弟，笔头硬着呢，专写人间正气！”我窘得满脸通红，他却朗声大笑。
那晚，他硬把我一一介绍给蒋子龙、舒婷、陈世旭、邓贤等大咖们，还不断把我的作品往名家手里塞：“看看，接地气！有肝胆……”弄得我尴尬不已。
在文学工作中，我作为巴中市作协兼职副主席，牵头创办《巴州文化》。为提高刊物影响和知名度，需要找个大家题写刊名，敦贤老师义无反顾伸出援手，出面请马识途主席题写刊名，墨迹未干就传真到我单位。
当我的《丰碑》《曾溪口》困于浅滩时，他如手持火把的艄公，在文学的暗礁间为我劈波斩浪。孙敬轩老师告诉我：省作协召开《丰碑》作品研讨会，敦贤老师忙了3天，一个一个去张罗参会者（当时没有手机，很不方便联系）。
吴泰昌老师为我的《丰碑》撰写的《丰碑：构建红色文化新传统》的评论，是他向泰昌老师打电话要来的；还说动吴野老师，为我写了《伟大精神的不断延续——读长篇纪实文学<丰碑>》评论。找阿来老师为我的《曾溪口》写序，这篇《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兼及长篇小说<曾溪口>》，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多次向赵本夫老师推荐《曾溪口》到大型文学期刊《钟山》刊发，本夫老师觉得作品已公开出版，再发意义不大，于是写了一篇《传承与深化的地域文化构建——读长篇小说<曾溪口>》的评论，才算交了“差”。
他几次组织《曾溪口》作品讨论会，邀请《文学报》副总编陆梅、《人民日报》名编李辉等捧场，还先后邀请伍立杨、廖全京等撰写评论，立杨老师的评论文章《叙事与洞察：满纸氤氲的艺术能量——读长篇长篇小说<曾溪口>》，被20多家媒体转载；他还亲自撰写评论《山岭文本的地域性表达——浅议长篇小说<曾溪口>》，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除此外，他还在文学圈到处为我鼓与呼，三番五次鼓励我参评大奖，《曾溪口》荣获四川文学奖、《巴山背二歌》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晏阳初》获全国传纪文学最高奖，还多次冲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2008年汶川地震后，时逢全国召开工会十五次代表大会，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给我部置了写一部工会抗震救灾的报告文学的仼务。我熬更守夜苦战两个半月，用满头白发换来了成功，撰写的《直面地震，工会旗帜高高飘扬》激起了很大波澜，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送给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作为工会十五大唯一一部出版物发给每一位参会代表，纳入职工书屋，也获得四川文学特别贡献奖……
为此，四川省卫生厅再三邀我写一部白衣天使抗震救实的报告文学《见证天使》时，我第一个想到敦贤老师。当我告诉他“报酬很微薄”时，他说：“国难当头，谈何报酬！”
敦贤老师一接手《见证天使》创作任务，近60岁的他背着简易的行囊，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等重灾区的废墟上。
《见证天使》完稿那晚，我和敦贤老师在路边摊喝豆汤。他望着成都的霓虹，突然说：“咱们写的每个字，都得对得起那些光。”豆汤的热气模糊了我的镜片，但我却看清了他眼中跳动的火苗。
四敦贤老师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个“烂贤慧”，除“路见不平一声吼”外，遇到弱势群体，比如老弱病残，贫困家庭、无钱读书孩子、看不起病的病人等，他都要出手相助，而且出手大方。
他住院的病房总像集市：他举着吊瓶帮乡下老汉填报销单，沙哑着嗓子给失学少女联系助学基金，甚至戴着老花镜替护工修改情书。“最怕人对我太好……”他常念叨这句，每当看到求助者眼里的光，那点推拒便溃不成军。
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正举着输液架闯进院长室，针头回血染红半截管子：“用我工资担保，那孩子才19岁！”院长后来对我苦笑：“他担保的人，确实从没赖过账。可他自己呢？化疗费都东挪西凑……”
放疗化疗弄坏了他的咽喉、弄伤了他的嗓音，却伤害不了他的古道热肠。他早已把自己烧成火炬。只要这世上还有一寸冻土，只要寒夜中尚存一丝颤抖的呼吸，他就不会停止燃烧——哪怕烧尽自己最后的生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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